刘品新：经由法律的正义

[9] 参见《国家赔偿法》第1条。

其后，一些国家或者借鉴国际社会的立法成例，或者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多沿用人的尊严一词，确立对其的宪法保护。Inherent的英文含义为固有的、内在的和本质的，表明联合国与国际人权文件赋予人的尊严以自然权利属性。

其证立来自若干前提：其一，每一个体都是具有理性的独立存在。只是因为侵害程度的差异，那些情节与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构成刑事犯罪; 那些情节、手段与后果轻微的构成民事侵权。需要注意的是，在将人格尊严作为基础规范的国家，有两点至关重要。相较于自由平等，尊严作为规范的历史并不长久，但其法理发展较为迅速。[21]至于尊严条款如何与人权条款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认为应发挥规范链和联想轴[22]将二者联系起来，赋予人格尊严以基础规范的地位，俾使基本权利在功能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普通法院法官在审理普通案件时，可担当起遵守宪法义务之职责，将宪法上人格尊严价值贯彻于普通法律关系中。只有这样，他所拥有的理性才是正确理性。比如科耶夫认为历史的终结就在于普遍的同质化国家的实现。

最具有学院派气质的剑桥学派，其独特的语境解读方法，解构了某些自由主义的神话，以至于曾经作为极权主义理论起源的霍布斯成为共和主义的盟友，而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反而变成了伪装的激进革命分子。（三）国家一政党关系的法律化：宪政法治国的建构宪政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从而使得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中进行运作。这就引发了关于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争论。这种政党就演化成目前西方政治中的选举型政党，从而形成多元政治的格局。

人不是天使，因此人类制度的优劣是相对的，不同的工具解决不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万能的灵丹妙药。这样，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利益取向、价值观念的分殊化、多样化就与党的组织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集中化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平衡。

比如党中央与国务院在经济决策问题上经常存在着竞争。首先，这种分析路径忽略了将党所提倡的政治理念写入宪法中的重要意义，以至于把中国宪政的各种努力贬低为意识形态。尽管巴克尔将伊朗宪法和中国宪法做比较，从而试图找到二者在功能上的一致性，但巴克尔更关注这几种不同宪政模式之间的区别。目前，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理解为外在于任何合法权力的革命纽带的观念，与其努力保持作为政治权威的最高体现、从而推动监督国家机器的巨大政治运动之间，鸿沟越来越大。

这其实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持续存在的主张。我们需要持一种同情理解的态度，体会不同制度面临的困境。《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的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积极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巴克尔在讨论中国宪法问题时，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宪法与党章统统放在宪法的概念下加以讨论。不幸的是，斯大林在苏联证实了列宁在构想社会主义宪政模式过程中的担忧。

[49]LarryCataBacker，见前注[32],p.130。而福山针对冷战的胜利，认为自由民主乃是人类普遍的价值，因此冷战的胜利意味着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不可能在精神层面探索新的价值。

9·11事件影响了西方学术走向，西方的问题不在于市民社会如何对抗国家的问题，而是在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如何认真对待宗教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运动开始被关注。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普遍规范价值的宣扬者喜欢谈论历史终结，因为这意味着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其价值规范的普遍正当性。由此，三个代表对于依法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对中国及其宪政发展进行分析的路径所揭示的，与其说是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不如说是这些批判者的文化视角。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具备了超国家宪政的基本要求，但在实质内容上都采取了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两部宪法中毫无例外地将伊斯兰教确立为国家最高的价值规范，使得国际人权规范在这两个国家必须服从伊斯兰的宗教规范。

然而，可能巴克尔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采取这种违宪审查模式，估计从来不会有什么违宪审查问题，就像目前似乎从来没有发生什么违宪问题需要审查一样。就像美国的宪政和法治发展是在麦迪逊思想和杰斐逊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的思想指导着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宪法的解释，中国的宪政和法治发展也采取传统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方法，将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政治规范价值引入法律话语当中加以贯彻落实。

（英）拉斯莱特：《洛克〈政府论〉导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若从价值角度来讨论宪政，至少有五种宪政形态：传统国家主义宪政（traditionalnationalistconstitutionalism）、超国家宪政（transnationalconstitutionalism）、自然法宪政（naturallawconstitutionalism）、神权宪政（theocraticconstitutionalism）和理性主义宪政（rationalistconstitutionalism）。

在后来的严打运动以及应付重大灾难和重大建设事项中，展现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统合能力，这种临时性的国家一政党高度整合被称之为举国体制。（一）事实与规范的分离：党与国的分权党的机器与国家机器的分离必然意味着需要重新界定党与国家的职能和职权，由此导致治理权力的划分。

无产阶级在废除国家的同时，需要探索一种集体生活的不同形式。（四）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两个宪法文本国家一政党宪政体制之所以往往被看作是反宪政的，就在于党作为先锋队政党时刻处于国家之外，从而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或者用先锋队政党所动员的政治理论来摧毁宪法和法治。无论是全国人大的审查模式，还是宪法司法化模式，都是从成文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来思考违宪审查问题。党与国家关系的法律化首先体现在宪法中。

正因为如此，巴克尔比较了中国与伊朗的宪法，发现二者有类似的地方。【关键词】国家一政党体制。

[3]而在冷战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在否定苏联的宪政体制的同时，也将中国宪政制度置于苏联社会主义宪政体系的背景之下，认为中国宪法与苏联宪法一样属于专制政体或极权政体的一部分。GlobalCivilSociety？CambridgeUrn-versityPress,2003．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被引入中国之后，成为199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主导性的理论范式。

神权宪法要服从某种普遍化的宗教中的命令和规则。然而，这恰恰是诸多中国法治的批评者所不能接受的地方。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党提供的不仅仅是实质法治的基本价值规范，而且直接渗透到国家司法机器的运作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是程序法治的破坏者。由此，对于国家一政党体制来说，宪政法治国的要义就在于将党和国家的关系用宪法规定下来，并确立宪法的权威地位，以法治来取代人治。因为只有严肃对待历史的思想家才能真正理解普遍性规范所包含的政治意涵，而规范主义者总是试图用法律程序技术过滤掉普遍性规范中的历史和政治意涵。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外国经典文献、海外汉学和中国学者运用该理论范式的代表性研究，参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在二战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之外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想。这种政党是基于终极价值以及实现这种价值的使命而产生的。

而这些最高权力机构并不位于国家机器中，而是由中国宪法将其赋予中国共产党。在巴克尔看来，仅仅从成文宪法角度来理解国家一政党体制无疑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看待宪法问题，这种视角坚持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建制相分离，完全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忽略了党与国家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会关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宪政意义。

不过，在巴克尔的具体论述中，中国宪政模式一方面与伊朗的神权宪政模式有相似的地方，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高的社会规范价值超越于宪法之上。党不宜管的太多太细，应当把权力下放，将权力交给各级政府去管，从而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留下足够的空间等。